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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ang Bao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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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多名,但在這麼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6]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着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7]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歎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8] 至於說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的必然的困境,那就決不應歸罪於陳獨秀。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要不然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一介書生,力不從心。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29] 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當時史太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這個問題,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他們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0]三、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紅軍長征後期,卻被毛澤東等領導人採納,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以便接濟即將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結果因馬家軍阻止而遭到慘敗,這就是「西路軍事件」。 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所以,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的「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這樣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漢等「死」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它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只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1] 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甚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明確抵制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陳獨秀消極抵制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真正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和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制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 中共「五大」閉幕後不久,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太林和托洛斯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斯基在發言中着重批評了史太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2]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太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公諸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斯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援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 史太林受到托洛斯基攻擊的刺激,決心堅決捍衛他的「國共合作」路線,並進一步向「形左實右」的傾向發展。早在中共五大結束後的5月13日,史太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易和陳獨秀發去電報,提出三點建議:一、在「保護指揮人員財產和分給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裏雖然有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時的主張之一「反對沒收北伐軍人的財產」,但是,沒有明確對中小地主的政策,實際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衛軍」;三、「加強在蔣介石後方的工作,對蔣介石部隊的瓦解工作。」[33]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1879~1940),蘇聯共産黨、第四國際領袖 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甚麼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着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35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過火」。[34]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會議緊急磋商,作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面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面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5]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織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五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 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麼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麼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但二者莫斯科都不會同意。 總之,在當時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真如當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鐘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歎: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麼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麼領導法?」[36] 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在處理了托洛斯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 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 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甚麼措施。[37] 這個指示中,第二條因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比較理智,過去的中共黨史論著,都予以閹割。而這樣做的始作俑者,卻是史太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作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8]演講中披露的內容,顯然是為了嫁禍陳獨秀的需要。中共的黨史作者就此作為依據,批判陳;而且,把這個指示的直接接收者——三個外國人,說成是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又名史太林 這個指示中的第4條——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中共傳統黨史一直作為史太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一直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之一。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就改變方針,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制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 後來,維經斯基等國際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籲,要求武裝工農,特別「在農村,很難說究竟有甚麼樣的武裝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39]但莫斯科始終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國際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擬答應撥款10萬盧布,但因反對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臨時取消了這批撥款。[40]只是在3月22日的上海暴動取得勝利後,24日舉行的聯共政治局會議才作出一個事後追認的決定,致電鮑羅廷並轉國民政府: 建議頒佈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制它。 莫斯科為甚麼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認為只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太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太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史太林聯共中央政治局,又兩次致電鮑羅廷等,同時也帶上了陳獨秀中共中央,強調「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並點名武漢的張發奎部隊,可以視為「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或把它們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43]——這就是後來大革命失敗時,造成工農武裝湧進張發奎部隊和「八一」南昌起義時打「國民黨」的旗號,擁護張發奎,向廣州發展,最後又遭失敗的最早最高的指示。這種「遙控」,不僅遙遠,而且具體,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敗和犧牲。 鮑羅廷、羅易等,見聯共最高當局的這個緊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落實。 在會議上,陳獨秀大膽、直率批評「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逐條分析批駁了「緊急指示」:(一)關於土地革命,陳認為「長沙的政變不只是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過火行為引起的」;「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麼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二)關於改組國民黨領導機構,陳指出:「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樣撤換老領導人,那麼國民黨就會變成工農黨」;(三)關於組建工農新軍,陳認為「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因為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我們必須要「同軍閥進行接觸」,「進行談判」。在「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四)關於組建革命法庭,陳認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陳獨秀的結論是:「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44]這是陳獨秀主持中共以來第一次明確抵制莫斯科指示。 陳獨秀的這種態度完全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由於受到工農運動的衝擊,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控制在反對工農運動以至反共的軍閥、政客手中,想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貫徹緊急指示,等於讓他們自己打倒自己,簡直是癡人說夢;二、如果讓共產黨依靠工農的力量去執行,實質就是讓共產黨去打倒國民黨,但是,由於北伐以來國民黨新軍閥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共產黨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國民黨的壓制,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沒有成功的可能。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遠在莫斯科的領導人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憑主觀想像和蘇俄革命的經驗,發來以上形左實右、矛盾百出、無法執行的指示。在這次會議和以後幾次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陳獨秀一直堅持以上態度,甚至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瞭解這裏發生的事情。」[45]鮑羅廷、譚平山、周恩來等都認為無法執行莫斯科的指示。[46] 只有羅易一人認為可以執行緊急指示,只是他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有點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即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才可能「挽回局面」。因為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給史太林和布哈林的電報所說:「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說:「共產黨領導的令人可悲的狀況是近四年來實行錯誤政策的結果」;而「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還對羅易進行封鎖——「莫斯科的電報,除了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我沒有錢,甚至黨的預算也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鮑羅廷恰恰因為執行「過去的政策」的成功,曾在去年北伐高潮中,獲得了史太林頒發的「紅旗勳章」,深得聯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羅易不敢明說撤換鮑羅廷,只說:「所有俄國的負責同志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志都不能監督他⋯⋯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而接着對陳獨秀則完全不一樣了,羅易用嚴厲的口吻說:「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這裏必須創造條件使你們的指示得到有力貫徹。共產黨領導應當服從(共產)國際。」[47]——即使從羅易自己彙報的以上情況來看,造成革命危機「主犯」是鮑,陳不過是「脅從」。 這裏,在大革命失敗問題上,羅易創造了「放棄主犯,專打脅從」的模式。因為鮑羅廷的政策實際上是史太林的政策,這就註定了羅易的最後失敗。但是,他創造的這個模式,卻接着被史太林及各屆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共黨史學者紛紛模仿。大家都來把全部髒水潑在陳獨秀身上,而把史太林視為「完全正確」的化身。 羅易在上述電報中批評譚平山遵照鮑羅廷的主張而率考察團(鮑羅廷也參加)去長沙解決「馬日事變」時指出:「陳(獨秀)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誣陷陳「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動』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為此,他不僅主張撤換陳獨秀,而且首次提出:「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取消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領導很軟弱,共產國際實行直接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體建議是:「在國民黨內設共產國際的代表機構」;「由擁有同樣全權的鮑、加(倫)和共產國際代表(自然是羅易自己——引者)組成的三駕馬車應對整個工作負責。」他強調:「儘管有莫斯科的正確指示和極大幫助,但當地的領導如果沒有一些明確的組織措施,就會喪失一切。」[48] 在對待緊急指示問題上,柳克斯也贊同鮑羅廷、陳獨秀的意見。這樣,「不能執行」緊急指示,就成了多數。但是,講實話,對莫斯科說「不」,鮑、柳二個俄國人深深地知道,會遭到怎樣的命運。於是,書生氣十足而又不設防的陳獨秀被人引進了圈套:本來應該由三個外國人向莫斯科報告的任務,卻由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 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瞭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 當時國民黨著名學人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做法,曾幾次勸阻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從國民黨監獄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 一是當時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處在高潮之中,一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的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態度。毛澤東在當時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此採取了歌頌和縱容的態度,說「好得很」,稱那些製造過火行為的農民領袖和骨幹分子為「革命先鋒」,而他們多數並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對社會破壞性很大的無業遊民,不少還是地痞流氓(特別是被毛澤東譽為「革命先鋒」的那些人,既無地,又無錢。一聽毛澤東說:「你們要地要錢嗎,跟我來,去!打土豪,分田地,搶錢財!」於是一哄而起,而那些世世代代的貧僱農,由於幾千年的道德傳統,起先是不敢造次的。後來才被裹脅或引誘而入,造成了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真像狂飆一樣,席捲着被北伐軍摧毀舊政權的地區。特別是毛澤東親自指導的兩湖地區,更是出現了「矯枉過正」、打擊面過寬的傾向(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發表時,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打倒一切的文字,後來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自覺醜陋,把它刪除了)。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他的思想卻在另一個極端上。他竟然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後進行」;[50]為此他多次建議馬林要蘇聯在中國北方出兵,說:「要幫助中國開展運動,唯有靠俄國的積極支持(外交與軍事上的支持)。」[51]可是現在毛澤東跳到另一極端,頭腦發熱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完全高估了農民運動的力量,他說:「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52] 於是,在毛澤東等農運幹部的領導下,原本正義的、合乎邏輯的造反行動,違背了共產黨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階級報復)及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的勝利原則,變成了歷史上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這種必然的階級局限性,需要共產黨去正確領導,才能脫出失敗的命運。但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不可能提供這種正確的領導,更沒有大批的足夠數量的幹部去實施這樣的領導。這些所謂「革命先鋒」的農運幹部,不懂得甚麼是「革命」,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不僅剝奪大中小一切地主,也損害民主革命中同盟軍如富農、中農的利益。 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簡直做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他說: 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3] 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 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復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 羅易,第一代印度共產黨人之一 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只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 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 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 第四,國民黨在夏斗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 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 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4] 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衝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又因托洛斯基反對派猛烈攻擊而歇斯底里的以史太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把其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易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直接給汪精衛看,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面如土色,說:「這意味着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洩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以報復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作出了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5] 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瞭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6] 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耍弄得滿腔悲憤。 面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7] 其實羅易深諳莫斯科的心意——依靠武漢國民黨來拯救革命。不過他的行動如毛澤東後來的評價是「冒失鬼」而已。於是,羅易被撤後,出現了更具諷刺意味的事情:史太林就親自出面直接向汪精衛做工作。汪精衛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於是就獅子大開口。他曾對羅易表示:「同意此項計劃,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時到來」,[58]並要求1,500萬盧布。羅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作出決定,致電汪精衛:「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支持土地革命的農民⋯⋯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同時給汪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並說明「現在我們無法滿足」1,500萬。但第二天史太林得到武漢回答,不提供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立即回復:「再給武漢國民黨政府匯款200萬盧布」,同時指望第一筆匯款能用於「組建由工農組成的並擁有革命軍官的可靠的忠於革命的部隊」。30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記錄稱:「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59]史太林在蘇聯南方索契休養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寫信解釋這種「金錢外交」時說:「我擔心,武漢會膽怯,屈從於南京⋯⋯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只要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就是喪失某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喪失工人自由集會的可能性,喪失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喪失公開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無條件投降,錢就不會白花。」[60]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談到了蘇聯承認蔣介石的問題。史太林說:「三年前我們承認了張作霖。如果問題發生在現在,我們就不會正式承認他。現在承認蔣介石,就是打擊武漢(武漢還存在)和向張作霖挑戰(請回憶一下中東路事件)。同蔣介石的關係問題最好等一等,要維持現狀。」 請看,這哪裏是在甚麼支援中國革命,簡直是在賭博,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因此這次連提也沒提一句。而對給了中共巨大打擊的蔣介石,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承認他,現在只是考慮武漢國民黨的面子問題,暫時等一等,看來,早晚是要承認的。 說句公平話,羅易倒真是想挽救革命的。所以,他在6月29日直接給史太林的信中,這樣諷刺地說: 儘管有對我的荒唐指責,我還是對於我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滿意,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整個活動時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忠實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證明,從我到這裏時起,我始終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共產國際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損害我的名譽的同時,承認我的所有建議都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些建議採取了行動,這個事實令人振奮。[61] 是的,羅易是最有資格對史太林,對共產國際說這種諷刺話的。因為,他一直在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幹給汪精衛看緊急指示的蠢事時,也是如此。甚至所謂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在採納了羅易5月28、30日的兩個報告中的意見後作出的。在報告中,羅易說:武漢和南京之間「沒有多大差別」,「汪(精衛)是中央委員會內唯一的左派」。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組武漢國民黨,又要依靠汪精衛的主要根據。羅易又說:「所謂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然而它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卻在日益增大。」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農群眾組建「可靠部隊」或改造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根據。羅易說:「武漢政府的武裝部隊總數約10萬人,其中5萬人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獨立因素,當國民政府符合它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援,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政府的反。」這就是緊急指示中能提出具體數字——「要運動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並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的主要根據。 但是,羅易畢竟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帶着一心堅決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和後來「緊急指示」的執着,對中國的國情和當時的形勢沒有深切的瞭解,就與莫斯科互為影響,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後的失敗。直到7月8日,莫斯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失敗。這一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寫道:「儘管我們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國民政府實際上不僅不支援土地革命,而且還放開了敵人的手腳。解除了工人武裝、討伐農民⋯⋯唐生智在長沙槍殺革命者,這些行動都是反革命的公開表演。武漢以唐生智為首的主要武裝力量事實上已成為同蔣介石半結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結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着,指示中共採取兩項應急措施: 一、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着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進行堅決的鬥爭。」 二、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最好是秘密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以便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質的錯誤。」[62] 被史太林當作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 與此同時,當時被蒙在鼓裏的陳獨秀在鮑羅廷和國際代表的監督下,對來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訓令還是儘量執行,並設法努力減少黨員和工農民眾的犧牲。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系列重要的應變會議。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的莫斯科指示。陳獨秀說:「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武漢國民黨已經跟着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瞿秋白「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63]瞿秋白總是緊跟莫斯科。俄羅斯著名的研究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專家潘多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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